内容提要：作为一门新兴的一级学科，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都需要进行全新的探索。从这门学科的实际特点出发，本文认为，区域国别学的知识属性兼具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特点，因而既具有一般性，又具有具体性和可能性的特征。在区域国别学的研究方法上相应地需要注重整体把握、问题导向、专业基础，以及本土知识与本土价值等几个方面。以上特点也决定了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的基本目标，即地区之间、国家之间相互交流的使者和彼此沟通的桥梁。

关键词：区域国别学 学科建设 人才培养

区域国别学作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个一级学科已经正式设立一段时间，全国也有一批高校随之建立了博士点和硕士点，开始成建制地推进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工作。但是，这个学科应该如何建设，人才培养应该着重考虑什么方面的因素，这些问题还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一点一滴地进行摸索。本文主要讨论三个方面的问题：一、区域国别学的知识属性；二、区域国别学的研究方法；三、区域国别人才的培养目标，三者之间具有密切的相互关系。需要说明的是，这些都是非常初步的思考，还需要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过程中进一步检验和讨论。

一、区域国别学的知识属性

首先需要明确，作为一门学科，区域国别学提供的知识主要并非关于区域和国别问题的一般性知识，即适用于一切区域国别现象的知识，以及关于区域国别研究方法的知识。这种知识需要而且重要，下面还会谈及这种知识，但它们主要是创造真正的区域国别知识的基础和条件，而并非关于区域与国别现象的知识本身。换言之，从根本上说，区域国别学的知识与通常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的知识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因为后者寻求的是社会现象中一些普遍的、不变的和确定的规律，这些规律在非洲、在拉美和在西欧不应有所不同，而区域国别学追求的显然并非这类“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知识。当然，区域国别学提供的更不是关于不同地区与国家各方面情况的简单汇集，因为这种知识的获取事实上并不需要区域国别学的专门研究。

区域国别学应该提供的知识，是关于每一个具体的地区和国家的根本特性的知识，是对该地区和国家独特面貌的描绘，也是对萁独有特性和基本问题的发现、确认和分析，并且试图提供解决方案。就此而言，区域国别学应该能够对所研究的地区和国家的“性格”进行深刻理解和刻画，因而是极具个性的、具体的、独特的且不可替代的知识。显而易见，研究区域国别问题，固然需要了解相关地区和国家的语言、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的具体知识，但仅仅拥有这些知识，还不等于获得了关于相关地区和国家独有特性的洞见。要获得这种洞见，需要的主要不是逻辑的推演，而是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掌握，实际的经验观察，与相关人群的互动，以及智慧的直观，即古代希腊意义上的努斯（nous）。就此而言，关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和个体的知识，与对一个人的认识有其相似之处。我们对一个人的真正了解，并不在于认识他作为人的一般性，更要把握他独有的、与众不同的特性。在这个意义上，区域国别学的知识又接近人文学科的知识，甚至艺术的刻画。追求具体性和个体性，是这种知识的基本特征。总的来说，区域国别学的知识兼具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特点，但又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社会科学或者人文科学。

区域国别学的知识不仅是具体的和个体的知识，而且还是一种关于可能性的知识。这是区域国别学知识不同于一般而言的社会科学知识的另一个方面。社会科学的知识追求确定性。比如政治学关于权力运行的一般规律的知识、经济学关于价格与商品借给量的关系的知识不会因主体、对象、时间、空间的不同而不同。但是，区域国别学的知识恰恰不具有这种确定性。相反，区域国别的知识会因地区和国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甚至同一个地区和国家，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下，它们的表现也会有所不同。比如，我们判断一个国家在某些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经济增长，但也许当这些条件真的具备之后，经济增长却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其实经常出现。人们对某个地区和国家做出的此类判断，犯错误的可能性甚至常常大于正确的可能，以致不少人倾向于认为，从严格的社会科学的意义上说，这类判断或者预测根本没有什么意义。

之所以如此，除了因为人们在进行此类判断的时候所依据的基本原则与理论可能不尽正确完备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地区和国家层面上决定某个具体事件的相关条件实际上太复杂。这种复杂性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很多情况下，人们事实上很难厘清哪些条件具有相关性，应该被纳入考察；哪些条件与所研究的问题并不相关，应该将其排除在外。其次，那些相关的条件，也往往复杂到了人们的思维无法穷尽的地步，而它们之间的相对重要性，也常常会因时间和条件而发生不同的变化。所以，关于地区和国家层面的事件，人们的判断和预测的准确性本来就极为有限。这是把此类知识称为可能的知识的第一个方面的原因。当然，我们需要尽可能提高判断和预测的准确性，这也是人们对区域国别学所寄予的希望。但要把对一个地区和国家的判断和预测提升为像自然科学一样确定的知识恐怕是一件永远都不可能的事情。

区域国别学的知识之所以是可能性的知识，第二个方面的原因在于“事在人为”这么一个基本常识。任何地区与国家的事务都与人相关，而任何与人相关的事务又都与人的价值、判断和人自身的努力相关。价值决定了人们努力的方向，判断决定了人们努力的时机和内容。当某个区域和国家的人们对某项事业形成了明确的信念、清晰的判断，并且愿意为此共同努力，那么这项事业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如果情况相反，则失败就难以避免。就此而言，关于地区与国别问题的知识就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它只能体现为一种可能，而非客观的和确定的知识。区域国别学知识的这样一个特点，要求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除了需要了解对象地区和国家那些客观因素之外，还需要了解这些地区和国家人们的价值、判断和决心这类主观性的因素，甚至让自己参与到这些因素当中去，以促成或者减弱这些因素的影响力。这个意义上的可能性特别与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的目标与方向相关，后面还会谈到这个问题。

二、区域国别学的研究方法

要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区域国别学的知识，需要具有与之相应的研究方法。概括起来，这种方法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基本特征，那就是整体把握、问题导向、专业基础和本土价值。以下分别进行一些初步的说明。

首先是整体把握。区域国际学研究的对象，是某个特定的地区或者国家，因此，所谓“整体把握”，就意味着把相关地区或者国家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加以对待。但事实是，人类并没有直接从整体上了解某种对象的能力，这种能力被称为“god’s eye view”即“上帝视角”。就人类的认识特性而言，只能从某些具体的侧面，或者说不同的视角对某个对象加以认识和了解，否则只能获得粗浅和表面的印象。这一事实，被尼采称为“视域主义”（perspectivism）。视域主义作用的结果就是人们在对事物的认识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学科和专业。显而易见，整体把握的要求和视域主义的基本事实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因为视域主义就意味着对整体的拆解，其结果是认识者很容易迷失于具体的领域或者专业而忘记了整体的存在和作用。

提出视域主义思想的尼采本人认为，要克服视域的局限，唯一的办法只能是采取尽可能多的视角。从区域国别学的角度来看，也就意味着在对研究对象进行专业化研究的同时，尽可能充分地了解研究对象的各个领域，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历史，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对该地区或者国家的整体性影响。这样一种部分认识与整体认识之间的关系其实是解释学关注的一个基本问题。解释学主张，人对任何事物的认识过程，并非始于某个绝对不受质疑的起点即某种所谓的“自明”的前提，而只能在部分知识与整体性知识之间进行不断的循环，即通过对部分的理解完善对整体的理解，又通过对整体的理解深化对部分的理解，这个循环持续深入，形成一个认识不断进步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解释学的循环”。

由此可见，区域国别学的研究并非是对对象地区或者国家进行囫囵的认识，而是以整体性的把握作为目标，在专业研究的基础上，着眼于各相关领域的有机联系，对对象地区或者国家不断走向深入的认识。当然，这种认识和把握并非无边无际、飘忽不定，而是围绕某些根本问题形成的系统化的知识体系。

这就涉及到区域国别学研究方法第二个方面的特点，即问题导向。问题导向对任何科学研究都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对区域国别学来说就更是如此，因为对问题的识别和判断是整体把握的关键。也就是说，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研究者乃是以一些对某个特定地区或者国家具有根本性意义的问题为枢纽，联结各方面的专业研究成果，从而最终获得对该地区或者国家的一种整体性把握。

事实上，对任何特定的地区或者国家来说，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有一些关键性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比如当前欧洲的移民和难民问题、中东的政教关系问题，以及美国的政治极化问题等。这些问题之所以具有代表性，是因为它们往往聚合了各方面的问题和矛盾，从而能够成为理解相关地区和国家基本特性的钥匙。换言之，任何单一因素，都不足以造成某个地区或者国家具有全局性和根本性的问题。因此对这类问题的识别和理解，就要求研究者对相关地区和国家各方面的情况进行综合性的认识，对这些问题的性质具有深刻的领会。比如欧洲的移民和难民问题不仅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个层面，而且从根本上挑战着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中人权、公民权和社会公正这些基本原则。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对移民和难民的接纳，可能意味着他们他们的人权获得了承认和保护，因而获得了某种形式的公正，但对移入国的公民来说，可能就意味着他们的公民权受到了某种形式的侵蚀，因而导致不公正；相反，对移民和难民的拒绝，也许能够在移入国维持某种内部公正，但对被拒绝的移民和难民来说，又意味着他们的人权得不到承认和保护，从而某种着某种形式的不公正。显然，这个问题的解决，甚至需要对现代西方基本的政治原则进行某种程度上的突破和创新。

美国的政治极化问题也是如此。美国国内政治的极端化，以及各种形式的认同政治（身份政治）的出现，实际上涉及到美国政治、经济、社会诸领域中平等与差异的关系问题，也涉及到公民权利的基本主体到底应该是公民个人还是社会群体的问题。就平等与差异的关系而言，公民在什么方面应该拥有权利上的甚至事实上的平等，在什么方面可以保留彼此之间的差异从而保障社会的多元性以及人们选择的多样性，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共识的削弱甚至缺失，是政治趋于极化的根本原因。至于身份政治的出现本身，更意味着对自由主义基本政治逻辑的挑战，因为自由主义的出发点，恰恰是对中世纪身份政治的否认。当下西方国家对身份政治的回归，让人们不得不更深入地思考公民个体与其所属的各种身份群体的关系。由于平等与差异、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涉及自由主义政治秩序的根基，所以以这些问题为核心，可以使研究者对美国社会、乃至一般而言的自由主义政治秩序各个方面的矛盾进行全面的认识和理解。

至于中东的政教关系，则涉及到对政治和社会的现代化标准的理解，甚至涉及到是否存在现代化这样一个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方向的问题。从西方经验来看，宗教的世俗化和政教分离是现代社会的基本标准之一，而在目前仍然以政教合一作为政治合法性基本原则的伊斯兰世界，这个标准是否同样适用？人们需要回答的是，是否存在政教合一的现代化的可能性，或者对伊斯兰世界，根本就不存在现代化的问题，等等。

总之，上述这些问题不仅从根本上制约着相关地区和国家的和平、稳定与发展，而且也对人类的知识和价值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挑战，因此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意味着对相关地区和国家的透彻理解，而且也意味着对人类知识和价值的根本性贡献。

再次是专业基础。虽然区域国别学的研究强调整体把握和问题导向，但同时也强调对问题的研究过程中专业基础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对区域和国家层面上那些具有全局性和根本性的问题，研究者应选取某个关键性的因素或者侧面，运用专业的研究方法对其加以认识和把握。在这里，专业基础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专业的和科学的方法，即运用某个学科，比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或者法学等不同学科已有的概念体系、逻辑结构和研究成果，对所选择的问题进行专业化的处理。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证研究的科学性，知识的逻辑性、系统性、通用性和可积累性，从而使对相关地区和国家的理解能够不断走向深化，而不至于停留在表面上的一般性描述。

当然，对同一个问题的专业性研究可以采取不同的视角，也就是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内展开，政治学的研究并不妨碍经济学或者社会学的研究。至于具体从哪个方向入手，更多要取决于研究者自身的专业基础，以及问题本身的特性。但是，区域国别学的研究者必须具备的一项基本素质，就是在进行自己专业的研究的同时，还能够整合其他专业研究的成果，或者以它们作为自身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或者以它们作为自身研究的参照，或者在结果中对它们进行综合。

这里实际上就出现了一个知识的普遍性和个体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专业研究作为科学研究以普遍性作为基本指向，其根本目的是通过个案研究得出一般性的规律。因此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目标，就是从特殊的问题出发得到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的结论。区域国别研究中有大量的类似成果，比如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对日本国民性的研究，斯科特（James C. Scott）对东南亚农民的研究等。前者既发现了日本国民独有的文化和心理特质，同时又丰富了关于民族文化的普遍知识的积累。后者也一样，在揭示了东南亚农民特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同时，又丰富了学术界对社会抵抗运动的理解。就此而言，区域国别学的研究又不仅仅是针对个案进行的专业研究，或者把某个专业领域的研究成果简单地运用于某个具体地区和国家的相关问题，而是从具体问题出发，通过专业的方法，最后获得极具个性的发现，同时又能够提供一些一般性的知识。总之，区别国别学的研究应该能够通过专业性的研究和整体性的把握，实现知识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结合。

最后是本土知识和本土价值的问题。任何一位区域国别学的研究者毫无疑问都会具有自身的知识和价值背景，而这种背景与其研究对象的知识和价值体系未必一致，在有的情况下甚至会彼此冲突。正是出于这样的事实，所以如果研究者缺乏对自身知识和价值的自觉，就很有可能把自己的主观偏好加诸研究对象的身上。通俗地讲，这就是所谓“有色眼镜”的现象。这种现象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甚至在研究者对自己的国家和文化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研究中也会出现，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就更是如此。这方面最突出的例证，就是赛义德所指出的“东方主义”。

西方国家有漫长的区域国别研究的传统，包括东方学和非洲学等，但这个传统同时也是西方的研究者们透过自身的知识和价值体系来认识和把握非西方世界的传统，因此一方面它的确为人类提供了大量宝贵的知识与智慧，但另一方面其中的错误和偏见也在所难免。这种现象也许可以称之为“文化错位”，其中一个被人们普遍讨论的案例就是越战时期美国对越南的认识。基于这种认识，美国在南越主导实施了一系列的“现代化”方案。无论其主观意图如何，但从实际结果上看，最后是以失败告终。这一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以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为代表的当时主导美国南越政策的学者和官员，依赖的仍然主要是西方的知识和价值，特别是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而没有真正实现其文化立场的转变，从越南本土的知识和价值来理解和处理当时南越面临的问题。

当然，在谈论本土知识和本土价值的时候，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就是本土知识和通用性的知识，以及本土价值和普适价值的关系。这里不对这个问题进行展开，但需要指出的是，人类社会具有物理世界所不具有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可变性。因此，对与人相关的任何领域来说，知识的多样性或者多元性可能是一种我们必须予以承认的事实，而不是必须跨越的障碍。换言之，知识的这样一种多样性和多元性是对我们的视域的丰富和扩展，而非知识不纯粹不精确的体现。比如不能认为只有西医是科学，而中医或者其他的医学传统就是迷信。

价值问题也类似。不同的地区和国家具有不同的价值体系。这些价值体系之间可能具有共同的或者相似的内核，但也会存在相互矛盾甚至相互冲突的部分。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必须警惕的一点，就是对这些价值体系进行简单粗暴的是非对错的判断，或者把它们置于所谓“历史发展”的时间轴上加以比较，对其进行现代或者“前现代”的区分。比如说，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在适度的条件下都是可以并行不悖，而且也可以相互认可的价值，虽然极端的情况下两者会产生激烈的冲突。

在知识和价值问题上持一种相对宽容和谨慎的立场并不等于在真理和道德问题上的相对主义或者虚无主义。我们可以而且也应该承认并且尊重一些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的知识，以及具有普适性的价值。但是，需要明确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我们在对某种知识和价值进行分析和判断之前，首先必须充分了解和把握这些知识和价值，理解它们的内在逻辑和基本依据，也就是首先在其知识和价值体系之内对它们进行认识；其次，何种知识能够成为普遍的知识，何种价值又能够成为普适的价值，这些都需要进行开放性的讨论，也需要实践的检验。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把任何一种、包括我们自身的知识和价值不加反思地置于普遍性和超越性的地位，并以此作为标准对其他地区和国家进行认识和判断。

三、人才培养的目标

区域国别学培养的人才，首先当然是相关地区和国家的专家即专门的研究者和教学工作者。他们接受过系统专业的训练，并以学术研究和专业化的教学为业，能够向学生传授相关知识，并且能够对其研究的对象地区和对象国的状态、所发生的事件、所面临的问题进行敏锐的定位、清晰的识别和准确的判断，并向相关政策部门提供有理有据的分析和研判。他们的工作构成了区域国别学的学术内核。

其次是从事区域国别相关工作的实务人员。他们应该对对象地区和国家的情况有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最好能够使用当地语言，在当地具有比较广泛的人际关系网格，能够得到当地工作对象的信任，从而有效地融入当地社会当中。这是他们的工作能够真正取得实效的基本条件。

但是，要真正了解一个地区和国家，能够准确识别和判断当地所发生和面临的问题，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很多时候，即便是该地区和国家自身的专业研究人员也难以做到这一点。因此，尽管我们希望区域国别学的专业人士能够帮助我们对相关地区和国家的形势、处境和问题进行精准的判断，但能够做到多少，又很难提出硬性的要求。当然，区别国别学的人才培养应该而且也能够改善这种状态。为此一条很重要的途径，就是区域国别学的研究者与其对象地区和国家的相关从业者能够建立起密切的相互联系，保持日常性的信息交流与沟通，及时相互印证彼此的研究成果和对相关问题的理解与判断。

特别是在涉及两个地区或者国家相互关系的问题上，这种交流和沟通显得尤其重要，毕竟地区与地区、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并非两个物理实体的相互作用。后一种情况下存在着某些自身不变的规律，它们不会因具体实体的不同，或者环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但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双方行为的结果及其对后续行为的影响形成一个持续反馈的过程，双方彼此相待的态度，对相互关系的判断和期望，各自发出的信息的有效性，以及这些信息是否准确、完整和有效地被接收等，这一切都决定了双方关系的基本走向。

就此而言，区域国别学就不像物理学那样，仅仅是研究者对研究对象进行客观观察的结果。相反，区域国别学的研究者和实际工作的从业者客观上构成了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决定了这一学科在实践中能够产生的影响。这就是所谓的“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的现象。上文在对第一个问题的探讨中，之所以把区域国别学的知识称为可能性的知识，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此。当然，也可以说这是我们把区域国别学的知识理解为一种可能的知识在实践上必然导致的结果。因此，区别国别学的研究者和相关工作者并非置身事外、不动声色的观察者。相反，他们不仅是相关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者，而且甚至更重要的是区域国别学的实践者。他们需要担当地区之间、国家之间相互交流的使者和彼此沟通的桥梁。

四、结论

总的来说，区域国别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既要满足社会科学的一般性要求，也具有其不同于其他学科的自身特性。这些特性要求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找到自身独有的发展路径。在学科建设方面，需要注重区域国别学兼具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双重特点的基本属性，通过强调整体把握、问题导向、专业基础和本土知识与价值等方法论原则，努力实现区域国别学知识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高度结合。在对地区和国家进行高度个性化的描述和判断的同时，展示出深厚的专业基础，并且能够对人类的一般性知识的丰富和发展作出贡献。在人才培养方面，区域国别学的从业者不仅需要具有专业性的学术训练，还需要具有广博的知识、整体性的观念，以及相对比较强的跨文化沟通和交流的实践能力。学科发展的特点和人才培养的目标将决定这个学科建设的大致方向和培养体系的基本结构。

作者：唐士其，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原文发表于2025年第7期《中国高等教育》，本次发表时有改动）

专题链接：与中国区域国别学同行共进